义和团的前世今生(义和团究竟是好是坏)

网上不断有人对义和团进行片面的否定和丑化。
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自发的农民革命运动，固然带有它先天的不足和弱点，但也显示了巨大的力量。
今天很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它的兴起、力量、弱点，与它的被愚弄、被利用，以及最后的被出卖。
一、兴起1899年，一个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首先以山东为中心爆发。
它的兴起正值中日甲午战后，西方列强加快了瓜分中国的步伐之时。
当时，山东省东部沿海在甲午战争后直接受到日本侵略军的蹂躏，随后德国和英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和威海卫，并且德国还把整个山东划做它的势力范围。
和其他沿海省份一样，外国的入侵使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存非常艰难，郁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反对和仇视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就通过义和团的斗争而爆发起来了。
二、力量义和团运动一旦爆发，即显示巨大威力。
这一星反抗的野火一经点燃，便连绵不断，终成燎原之势。
到1900年，义和团的活动中心渐渐地从山东转移到了直隶省。
起初只是在与山东临近地区，到3、4月间义和团组织已几乎遍及直隶全省所有的州县。
如协办大学士刚毅1900年5月向朝廷报告:自芦沟桥以南，“拳民三五成群，所在皆有”，“各乡村镇，均设有拳厂”，“琉璃河左近，聚集甚伙”，“涿州麕集尤多”，如大军进剿，“万一拳民奔北，逼近京畿，殊与大局有碍。
”就在这一月，京城亦有官员报告:“自三四月间，都城即有聚习拳棒之事，……近则外来拳民，居然结党横行，深可骇异”，“尤可骇者，近时前门外打磨厂等处铁匠铺，日夜工作，铸刀甚多”。
这时，义和团反对洋人的揭帖到处可见，仿佛一夜之间，京城已是义和团的天下，其声势笼罩着北京全城。
洋教堂、外国使馆陡然紧张，朱门大户亦恐惧发抖。
从四乡拥义和团旗号进城的群众日以千计，城内贫民亦纷纷自行组成义和团队伍响应。
满城几乎家家门上都贴上表示信奉义和团的红纸条。
在天津同样如此。
在1900年的5月份，义和团势力已遍布天津。
时人记载，“城内三义庙，树义和团旗，设坛聚众，无业游民纷纷往投”，“团皆红巾蒙首……途遇道府县，皆叱令下舆免冠。
司道、府县、衙参皆不敢冠带。
”义和团群众焚毁了所有的外国教堂，亦成为天津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的主力。
大沽口炮战后，侵略军联军统领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二千名侵略军，想顺势向北京进发，但在5月19日到达廊坊后，因为义和团群众的阻击，无法继续前进，被迫退回。
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真正同侵略军作战的是义和团，在清朝将领马王崑的马军，宋庆的宋军撤退后，“团民虽抵御不退，苦无军火”，“团民大半手持刀矛，以血肉之躯与火药相敌”。
义和团运动使帝国主义列强恐怖地看到，中国社会的底层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起到了阻止帝国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作用。
三、弱点义和团运动表现出强大的反抗外敌侵略的力量，这种力量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恐惧。
但也不能否认它自身的一些弱点。
首先，义和团运动的主体是农民，农民虽有强烈的革命激情，但整体上农民这一阶层文化水平低，封建思想，迷信思想严重。
这阻碍了他们清醒地判断自身的条件，极易被统治阶级所愚弄，被迷信思想所迷惑，以致相信血肉之躯可以刀枪不入。
其次，这次义和团运动完全是自发性的，缺乏领导中心，缺乏政权观念，没有政权组织。
以前清朝多次农民战争，想打到北京城，推翻清朝，都没有做到。
义团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做到了，却从没想到推翻清统治者，反而打出“保清灭洋”的旗号。
第三，义和团运动的直接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和中国清朝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农民这一阶层所无法分清的。
四、义和团的被愚弄与被利用如何对待义和团运动，当时的清廷有两派:一派代表洋务派官僚立场，如封疆大臣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主张“剿”，严厉镇压。
另一派代封建主义极端守旧派，如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则主张“抚”，招抚义和团为己所用。
这一派既屈服于洋人，又不甘心当洋人手下的“二”主子，幻想依靠义和团能赶走洋人，使他们能恢复没有洋人指手划脚的封建主义一统天下。
慈禧太后是一个虑远又惯于玩弄狡猾手段的统治者。
眼见义和团就像一团大火，这时用“剿”的策略，无异于引火烧身，自掘清朝的坟墓。
所以她想把这把火先引向“洋人”，故采纳了“抚”的策略。
一方面，对内发布徒具形式的“宣战诏书”:“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士张挞伐，一决雌雄。
连日召战大小臣工，询谋佥同。
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这所谓的“宣战诏书”，既未指明向哪一国，也未说明向哪几国宣战。
以至于在沈阳的盛京将军增祺天真地向朝廷请示:“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传闻未得其详。
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
另一方面，又在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上谕中说:“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
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
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
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
同时，命令庄王载勋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统领义和团，并拔米两万担，银十万两赏给团民，在庄王府中设坛，要义和团来“挂号”领取，一时间许多“挂号”的义和团纷纷打出“奉旨义和神团”的旗帜。
最能体现慈禧太后阴险地愚弄利用义和团的一个例子，即她命令让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的各外国使馆及在西什库的天主教北堂。
本来进入北京的外国士兵，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巡逻，屡屡开枪伤人，已激起民愤，但“攻破”这些使馆丝毫无助于打退外国侵略者。
这里便可以看出慈禧太后的阴险，她既想把大火引向洋人，又怕这火太大，惹翻洋人，所以便找了东交民巷这个泄火口。
更恶毒的是，她让拿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在前，近两万装备有新式枪的清兵在后，去围攻仅有四百余兵的外国使馆区，硬是围攻近两个月没有攻下。
这与其说是宣战，倒不如说是清兵保护着，让义和团被屠杀在侵略者的枪口下。
在慈禧太后给沿江沿海各省督抚的一道上谕中，明示了她的险恶用心，“一月以来，除德使被乱民戕害，现在严行查办外，其余各国使臣，朝廷几费经营，苦心保护，均各无恙”，“日前并给各使馆蔬果食物，以示体恤”。
慈禧太后导演的这场闹剧，不过是为了把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情绪和精力白白地发泄掉。
慈禧太后给东三省官员的上谕，表达地更加明白恶毒:“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五、被出卖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既然只是为了愚弄和利用义和团，所以，一旦外国侵略者组成联军下决心剿灭义和团，消灭中国的反帝力量，清兵立即掉转枪口，加入了剿灭义和团的行列，义和团终落入被出卖的命运。
如代理直隶总督布政使廷雍，向朝廷报告:“现查顺直各属，拳匪众多者，共计三十余州县。
拟就现有兵力，先就拳匪猖獗之区办起。
……总期一律廓清，以仰副朝廷除莠锄奸，绥靖畿疆之至意。
侵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亦感叹清军的配合:“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
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
而洋务派官僚也早已通过“东南互保”条约，成为帝国主义剿灭义和团的帮凶。
1900年5月30日，任铁路督办的买办官僚盛宣怀、上海道台余联沅、加上张之洞、刘坤一委派的官员组成代表团，与以美国总领事古纳为首的各国领事，在上海签订《东南保护条约》九条，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督宪张之洞允认切实保护。
这一章程，使帝国主义各国可以放心地在北方用兵，而不必担心南方发生对他们不利的局势。
清政府之所以愚弄义和团就是为了出卖他们。
义和团没有能识破并正确地对付这种弄，最终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的联合剿灭下失败。
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运动，固然带有它先天的弱点，但也显示了它那强大的令统治者及西方列强恐惧的力量。
今天，无数对义和团片面的否定和丑化，不过是在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唱赞歌，在虚无化这一段真实的历史。